聖荷西謀殺案 失去尊嚴的香港人？

文︰黃傑瑜

原刊文匯報二OO九年四月五日

　執筆之時，「阿爺」高調公佈要將上海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。翌日，香港傳媒立即追訪各政經界人士，祈求聽到令人安心之慰藉。情況令人想到特首早前進京，在領導人面前「聽清楚」卑恭屈膝之態，亦令人想到早前王維基宣稱炮製一個香港人的電視台，卻失敗告終的窘態。

　還記得九十年代，香港紙醉金迷，用「阿燦」稱呼內地同胞的含意不語自明。港產片及流行曲更是香港文化優越的最好證明，記得幾年前，鄉下的小妹的床頭還貼滿周慧敏的照片，現在？可能已經換上徐靜蕾或荷里活明星吧。黑白紀錄片中，六十年代香港人白手興家的形象則令人愈看愈陌生。

　久未有新作，令人充滿期待的莊梅岩，其藝術節委約作品《聖荷西謀殺案》雖然沒有脫離她最有興趣的人物心理層面，但對香港人的位置，卻作出及時的詮釋。其涵蓋面之廣及深，加上莊氏一貫精彩的人物心理刻劃，實為近年難得佳作。該劇的男主角Tang不啻正是香港人的集體寫照及精神反映。

　一句到尾，Tang是失去尊嚴的男人，這亦是他反抗及失控的主要原因。Tang與女主角Ling在美國認識及生活，原職酒吧調酒師的他，婚後「被迫」留在家中，Ling則負責在外搵錢。據喜歡安排及計劃的Ling在劇中解釋，這是因為她搵錢較多，故有此安排。被安排留在家中的Tang並沒有就範，為了體現傳統男性在社會的價值，即事業及財富，他決定四出尋找生意機會，奈何Ling完全不把他的計劃當一回事，男人最忌被人「睇死」，這可說是Tang及Ling衝突的導火線。

　說Tang是香港人的反映，是因為莊以一個權力極端傾斜往女方的兩性關係中，體現了香港女性地位愈來愈高、權力愈來愈大的現象，男性則從以往一家之主的角色，慢慢演變為與女性共同參與決策，或者像劇中成為被控制的角色。而Tang向內地居美商人Patrick尋找資金，與現實中香港人的景況亦不謀而合。從服待外資到服待國內資金，近年靠H股的香港人，老闆雖然由紅鬚綠眼變成黃皮膚黑眼睛，但卻有一樣不變的東西。

　《聖荷西謀殺案》中第三場正透出玄機。Tang在Ling不知情下，帶Patrick及其太太Zoe回家，恰巧Ling帶了一個台灣朋友阿明回來，兩岸三地在一個美國客廳中相聚。但Tang對此象徵意義不見得有任何興趣，於他而言，能否取得資金才是一切，「身份」並不重要︰「我寧願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」，這亦是Patrick說香港人「滑頭」的原因。但「滑」來自對現實的無力，正如Tang說︰「掌握一搵可以控制既野，譬如話經濟命脈咁，唔係更加務實咩？」

　莊對此現象的斷定，以台灣朋友阿明帶來的窘局作結。「身份問題上的爭論……也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浪花，但正正在這小浪花裡，如何掙扎便體現了人性的尊嚴。……你說的是生存，我說的是如何生存得有尊嚴。」

　當然，對於生存大過天的香港人，選出一個貪污的總統、混亂的議會，是否真的可以稱為「有尊嚴」，絕對有待商榷，但香港人尊嚴是否日低，莊則借此劇予以明確的肯定。

　不過，縱使第三場展示的政治意識，是香港劇作家中少見，但莊最關注的始終是人與人的關係，是角色的心理層次，對大環境的批判不啻是莊開的小差，第四場打後，莊延續其對角色心理的「診斷」。

　說成「診斷」並非無因，從病徵中找到病因是醫生的職責，莊亦不例外，可以看出，對於她來說，事出必有因，一對女尊男卑的關係的出現，並非憑空，所以她提供了一個令人出乎意料的結局，為這對男女、為第一至第五場的衝突提供了一個「說法」。雖然我認為「病徵」已很吸引人，「診斷」實在沒有需要，但「醫生」下診斷乃「天職」使然，這亦是莊一貫崇尚理性思辯及邏輯思維的呈現，個人風格也。

　觀看《聖荷西謀殺案》不啻滿足了偷窺的慾望，在享受偷窺快感的同時，又看到了香港人的窘態，是這作品最成功的一點，縱使政治並非編劇重點，但莊能對香港的定位，提供及時的詮釋，是此劇最珍貴的地方。

　註︰藝術節印行劇本集是為一大妙舉，下年應該繼續。